微信红包背后的社会资本和面子问题

 

 

微信红包自2014年初推出以来, 迅速风靡中国。它不仅继承与扩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 也成为微信平台中一种重要的互动方式。

 

承载着“人情”与“面子”的传统红包, 在微信时代是否还受着这些因素的影响?作为网络互动方式的微信红包, 又是在如何映射和影响着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探寻, 是我们此次研究的主要目的。

 

本次研究我们主要采取深度访谈方式, 选取了北京、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河北邢台、湖南长沙、广东深圳、山东青岛、吉林长春、内蒙古赤峰、浙江绍兴市新昌县、安徽六安市舒城县、甘肃兰州等城市或县城, 同时考虑了访谈对象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文化程度、民族等的分布, 最终确定访谈对象共102人 (见P60表1) 。

 

在访谈中, 我们设计了一些统一的问题, 要求所有访谈者做出回答, 便于对一些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此外, 也请受访者自由地谈出与红包相关的经历与感受。

 

访谈为我们认识微信红包用户的行为及微信红包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也为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提供了可能。

 

一、一个红包, 多种指向:微信红包使用者的动机

 

微信红包的使用动机, 既直接反映了用户的需求, 也反映了微信红包指向的使用场景。

 

表1分地区展示了受访者使用微信红包的动机。虽然我们的调查也许还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 但还是能反映部分用户在使用微信红心包时的动机与需求。

 

从受访者的使用动机看, 便捷化支付是他们最为认可的动机, 比例超过七成 (74/102) , 这说明微信扩张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 其支付功能得到普遍认可。当然, 作为支付功能使用的红包也有一定的地区性差异, 安徽六安和内蒙古赤峰的受访者在这方面的使用程度相对较低, 且这些使用者基本没有绑定银行卡。

 

虽然微信本身也有转账功能, 但不少受访者还是喜欢用红包来转账。长沙一位职业是快递员的受访者表示, 喜欢用红包转账的原因, 一是因为红包在左下角更醒目, 二是红包显得更喜庆。他的想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受访者的微信红包使用动机 (1) 

 

 

微信红包的游戏功能也得到了近70%的受访者的认可 (69/102) 。这是微信红包相对传统红包使用场景的另一个重要突破。

 

以凑热闹的心理来使用微信红包的受访者比例超过40% (44/102) 。这种心理通常发生在群红包的场景下。这也是红包促进群内交流和活跃度的一个基础。

 

将“低成本社交”和“更好地融入群体”作为使用动机的用户均为40%左右 (41/102) 。而这两个选项都指向了微信红包的社会关系功能。尽管传统红包本身也是重要的社交手段, 但与之相比, 微信将一对一的红包往来扩展到多对多的红包往来, 使得红包在群体互动中显现出独特的作用。

 

“享受抢红包中的随机竞争”的受访者占比约30% (32/102) 。“拼手气红包”是微信群红包设计的一个妙处。微信的开发者张小龙曾指出, 做产品要懂人性, 而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对随机的好奇。这种随机竞争的乐趣, 也是微信红包作为游戏风靡的基础。

 

“求帮忙”也在逐步成为微信红包使用的一种典型场景, 超过20% (23/102) 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而在微信中的观察, 我们也可以看到发红包求转发、发红包求参与投票等, 正在各种微信群里兴起。

 

“希望捡便宜”虽然是一个不算高尚的动机, 但也得到了20% (22/102) 左右的受访者的认可。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当然, 不少受访者也提到, 在微信红包往来中不希望自己有人情债这样的心理负担, 后文将进一步分析。

 

认可微信红包可以帮助自己“在群中争夺话语权”的受访者比例为10%左右 (12/102) 。尽管持这种动机的用户并不是太普遍,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红包对于群体关系是有一定影响的。

 

微信红包在2016年春节前推出的“红包照片”功能, 使得红包在特定时候具有了“关系筛选”功能,把红包作为“关系筛选”方式的受访者有三位, 他们利用红包进行关系筛选的场景并不只限于“红包照片”。虽然这种动机并不普遍, 但也反映出微信红包的某些特殊意义。

 

除了上述选项外, 还有两位受访者认为使用微信红包的动机是“奖励员工”, 此外, 虽然在使用动机的回答中直接提出“奖励”动机的受访者很少, 但在受访者讲述的经历中, 很多人都提到了红包在工作中的奖励或激励作用。

 

另有一位受访者提到自己的使用动机是“宣泄情绪”。虽然是个案, 但是这也说明, 就像其他网络互动一样, 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或多或少与自己的情绪相关。

 

二、社会资本、人情与差序格局:微信红包外化的社会关系

 

虽然人们使用红包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但从本质上来说, 红包互动是人们社会关系的一种外化, 选择什么人发红包, 发多大的红包, 在哪些群里参与红包互动, 都显现着人们的关系线索。

 

传统红包在很多时候也被视为一种“人情”的表达方式, 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情”, 也与社会学视角中的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 微信红包与社会资本紧密关联, 且应用范围更广, 程度更深。而基于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考虑, 人们在微信红包往来中仍然会考虑人情的对等, 也会顾及现实中的差序格局以及群体秩序。

 

(一) 微信红包与社会资本的关联

 

在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认识角度不尽相同, 定义也不能统一。布尔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些资源同对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也有学者指出, 社会资本就是指个人摄取其所处网络资源的能力, 或者是他对所处网络的投资与回报的过程与方式。[1]学者林南则认为, 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2]但无论从哪个角度, 社会资本都主要体现在人们与其社会关系 (社会网络) 的互动中。因此, 一些研究者对于社会资本大小的测量, 主要是通过行动者的社会网络的大小与性质、其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等来进行的。

 

布尔迪厄从场域角度所做的分析, 可以让我们进一步理解社会资本形成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布尔迪厄认为, 所谓场域 (field) , 是把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 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虽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 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即社会关系网络。“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场域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有形塑作用,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 “场域都是关系系统, 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3]

 

从场域这一概念出发, 我们可以理解微信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微信空间是把各种关系连接起来的社会领域, 它符合“场域”的基本要求, 与传统的场域相比, 它跨越时空的特性无疑大大地扩展了社会关系发展的可能。但总体而言, 微信中的社会关系更多是强关系连接。它的技术结构决定了人们的关系连接的基本模式。与其他社交平台相比, 微信的连接方式是多元的, 既包括一对多的连接 (朋友圈) , 又包括一对一的连接 (私聊) , 同时还包括多对多的互动 (群) 。在不同的关系连接模式中, 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与获取方式有所差异。

 

红包是微信场域中的一种特殊互动方式。与话语表达相比, 红包表达风险更小, 红包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也使得它在各种情境下都容易被人们接受。红包的使用依托微信所构建的关系网络, 可以在微信的三种关系通道中使用, 一对一红包和群红包对应着一对一的关系和多对多的关系, 而在微信朋友圈晒红包的行为, 则把在小范围甚至私人范围内的红包互动公开化。无论是哪种方式, 微信红包都有可能扩展人们的社会网络, 某些时候也可能提升人们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 从而为社会资本的获取提供更广的基础。

 

在布尔迪厄看来, 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 而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投资策略的主要目的是要稳固关系, 使其成为可靠的资源。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些在短期内或长期内直接用得着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 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关系通过“象征性的建构”, 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期维持其存在的、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4]

 

从这个角度看, 微信红包也可以视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手段, 同时还可作为社会资本投入或回报的一种量化方式。

 

在访谈和对一些微信群的观察中, 我们发现:

 

1. 微信红包对社会资本具有一定积极效果

 

访谈结果显示, 67/102人认为红包对人际关系有正面影响, 24/102表示没有什么影响, 6/102表示有负面影响, 另有2/102表示说不清。这表明, 多数人认为红包对人际关系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而人际关系的正面发展, 对社会网络的发展是有价值的。因此, 微信对人们的社会资本的获取与维护, 有一定积极作用。

 

在群体关系下, 微信红包也可以增加人们在群体里的参与度, 一定程度上增加群体的归属感, 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提升某些人在群体中的地位。

 

微信红包也有助于增加个体获得群体支持的可能。不少时候, 人们会在微信群里开玩笑地说, 能用红包解决的, 就不要用其他方式。虽然是一种玩笑的口吻, 但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红包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作用。

 

以往的社会资本的投入或回报多数并非可以即时地用金钱等量化方式来体现, 而微信红包则实现了这一点。红包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互换方式, 直截了当, 效果更外在。

 

2. 从社会资本角度看, 微信红包对中等程度的关系的影响最为突出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将人们的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大类, 但如果要更细致研究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的关系, 我们或许需要将强关系进行细分。其中, 家人或亲人关系是最亲密、强度最高的,但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往往不大。而朋友关系和单位内关系、工作关系等这样的中等程度的关系, 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资本而言, 却往往更为重要。

 

在访谈中, 42/102受访者认为, 微信红包对朋友关系影响明显, 34/102认为, 微信红包对单位内关系影响明显, 20/102认为, 微信红包对家人关系影响明显, 15/102认为, 微信红包对商业关系影响明显, 10/102认为, 微信红包对偶然关系影响明显, 微信3/102认为, 红包对恋人关系影响明显。

 

而在希望用红包来维系什么关系的回答中, 39/102受访者表示希望用来维持朋友关系, 38/102表示希望用它来维持工作关系 (包括单位内关系和单位外的业务关系) , 19/102表示用来维系亲人或情侣关系, 27/102表示没有特别需要用红包维系的关系。

 

这两个方向的情况都表明, 微信红包对中等程度关系的影响最突出,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人们对于微信红包的应用, 更多是出于社会资本的需要。

 

但兰州一位职业是公务员的受访者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让他感觉不愉快的事:有一次他好心带了瓶酸奶给同事, 没想到同事给自己发了个红包, 他觉得很惊讶, 内心也不舒服。他不喜欢用红包来衡量人际关系, 他认为这样把关系都利益化了, 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打破。

 

而绍兴新昌一位职业是医生的受访者表示, 靠红包好起来的朋友关系不靠谱, 还是要基于现实中的关系。这也可能代表了一部分微信用户的心理, 他们对于仅仅基于利益因素建立的关系仍是不信任的。

 

虽然人们在社会交往中需要可量化的、可以用利益或社会资本来衡量的关系积累, 但显然, 人们需要的, 不仅是这些。

 

(二) 红包往来中的“人情对等”

 

就像传统红包一样, 人们在选择微信红包发放的对象和大小时, 常常会有一定的考虑。

 

太原一位职业是大学老师的受访者提到, 发红包时会对金额进行分析, 权衡一些情况来具体看。

 

长沙一位职业是教辅机构会计的受访者表示, 接到大红包的时候也有心理负担, 金额较大的红包是个不大不小的人情, 总是要还, 所以对待这个态度比较谨慎。

 

赤峰一位职业是建筑工程个体户的受访者表示, 发红包金额会参考别人的。高点儿可以, 但是不能比别人低。

 

成都一位职业是企业部门领导的受访者说得更直接, 我觉得就应该保持红包的收支平衡, 发的多了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吃亏, 但是收得多了, 又怕别人觉得自己小气。

 

红包是人情总是要还的, 既不能在经济上吃亏, 又不能给他人留下不好的社会形象。这或许是很多人发红包时的心理。这种心理包含了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双重考量。

 

我们在访谈中还发现, 多数人会受到他人发微信红包行为的影响。受到他人影响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参照他人发红包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红包行为。

 

41/102受访者认为在群里他人发红包的方式对自己有影响, 23/102受访者认为一对一的红包中, 他人发的红包对自己有影响, 另外还有41/102认为他人对自己没有影响。可以看出, 多数人使用微信红包时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太原一位职业是公务员的受访者表示, 通常自己过生日别人发多少红包, 自己就会回多少。

 

青岛一位职业是媒体从业者的受访者说, 自己发的红包金额基本都是根据群中别人发的金额多少而定。从众因素较多。一般是别人先发起, 以别人的发放金额作为参考。

 

这两位受访者的情况比较典型地代表了人们在一对一红包和群红包中的行为模式。人们之所以在发红包时要以他人的行为作为参照, 是因为,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投入, 人们在发红包时要考虑投入与回报的均衡。回报不一定是经济层面的回报, 还指向情感、认同等层面, 而关系的对等、不欠人情常常是人们红包往来中的主要原则, 这一点在传统红包中已经表现得很充分, 微信红包同样也继承了这一点。

 

受影响的另一种表现是, 别人发红包的行为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或与他人的关系。

 

成都一位职业是造价师的受访者表示, 在一些特定的节日, 如有朋友发超过50元以上的红包, 就会思考下为什么, 或者就因为收到某个人的红包, 会和他聊上好久。

 

这位受访者所说的思考, 最终的落脚点, 是为了不欠人情。而因为红包和对方聊很久, 则是用谈话这样一种行动去回报对方的红包投入, 最终也是为了还人情。人情上的对等, 仍是微信红包往来中人们普遍遵从的原则。

 

(三) 微信红包延续的“差序格局”

 

由于与社会资本相关联, 人们发红包的方式与金额,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关系程度, 或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我们访谈的结果发现, 超过六成 (64/102) 的受访者认为关系亲疏与发的红包大小有关系。

 

青岛一位职业是中小学教师的受访者非常明确地表示, 她是根据关系远近来决定红包大小, 逢年过节发红包时, 关系越近总额越大。与她有类似想法的受访者也很多。

 

在一定意义上, 传统红包是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体现, 红包大小与关系亲疏有着直接的相关性, 特别是在过年和结婚这样的场景下。微信红包或多或少延续了这种差序。而深层的原因, 仍是人们对社会资本的投入与回报的考虑。

 

当然, 由于亲人间表达感情和互动的方式很多, 所以在给亲人的微信红包中, 人们未必一定是用最大数额, 但传达的感情色彩会更浓厚, 特别是在恋人之间, 5.20、9.9、13.14等数字更为常用。

 

除了红包大小外, 一对一的发红包的对象常常也与关系远近有关。

 

兰州一位职业是警察的受访者的经历从反面说明了关系亲疏与红包的关系。他提到, 过年时给别人发红包拜年, 但对方不是自己的近亲属, 于是拒收了红包, 自己和对方都有点尴尬。

 

不少受访者都谈到了红包发错对象或抢错了定向红包的尴尬。这种尴尬是源于错误的关系“闯入”。

 

(四) 群红包中的秩序与规则

 

一对一的红包反映了关系的亲疏, 而群的红包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现实空间的等级关系, 特别是在单位的群里。

 

太原一位职业为公务员的受访者指出:

 

在群里发红包基至有点官场政治学, 说白点, 你总不好比领导大吧, 自己发红包的时候还要考虑接收的每个人的金额等等。

 

另外一些受访者也谈到类似这样的情况。

 

虽然微信红包双方关系的多样化、红包使用情境的多元化使得传统红包中原有的秩序有一定的削弱,但不少微信群里, 红包还是在另外的一个层面维护着既有社会关系中的秩序。

 

当然, 在某些群中, 这些秩序有时也会被打破, 但这或许与群成员关系属性和群体的开放度有关。

 

在使用微信的红包动机的回答中, 表示希望用红包在群里争夺话语权的受访者只有10%左右(12/102) 。尽管发红包, 特别是数额比较大的红包, 可能使群里普通用户在某一时间段风头盖过群主或单位领导, 但是多数人并不希望这样做, 他们仍然顾忌现实空间中的关系秩序。除非是红包接龙这样的游戏方式临时打破这些规则。

 

微信红包规则, 是微信平台里一种典型的自组织规则。例如, 多数群都有“红包接龙”的发红包模式,也就是手气最好的人发出下一个红包。虽然现在无法考证这样的规则是从某一个群出现再流传到其他群, 还是同时从很多群形成, 但是它的确成为微信红包世界通行的法则之一。这样的规则既能调动起所有人的参与, 又有一定的刺激性, 因而广为采用。

 

除了基于红包算法产生的接龙等规则外, 在单位的群里, 规则往往与工作有关。

 

长沙一位职业是服装公司运营管理的受访者提到:

 

在工作群的话, 一般比如今天生意好, 就会发一个红包, 但是一般都是指定到特别奖励的某个人, 个数也只有一个, 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而且我们公司现在已经把这个制度化了, 规定出了一般什么情况下由谁来发, 发多少, 因为激励很及时非常有效, 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类似这样的情形, 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虽然不同单位群的规则不尽相同, 但是多数都是拿红包作为奖惩的手段。

 

群内的微信红包规则, 成为人们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基础。遵守规则的人, 可以心安理得地持续参加红包活动, 在这样的活动中维持和他人的良好关系, 并获得他人的信任。相反, 如果抢了最大红包而不发出红包, 或者只抢不发, 就容易受到他人的鄙视, 即使他们在经济上获利, 但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形象, 甚至可能影响到社会资本的获取。

 

各种不同的微信群里, 红包规则的共识可能是最容易达成的。规则的形成, 也有助于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的达成, 从而强化人们的群体归属感。

 

(五) 微信红包与社群融入及社群激励

 

微信红包不仅反映和维系着现实社会的某些关系模式, 也为人们加入新的社群提供了可能。社群融入与社群中的激励, 对人们的社会资本获取也具有显著意义。

 

在我们的研究中, 长春一位职业是工人的受访者的经历也许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个案, 与很多受访者不同的是, 作为一个在异乡打工的人, 他把红包作为结交新朋友的一个重要方式:

 

刚进群我会看一下动静, 比较活跃的话, 我会跟着别人发, 如果没什么动静, 我会先发一个, 激发一下。玩得兴奋的时候, 就多发一些, 希望跟大家更熟一点。

 

红包群里一般聊得放松一点, 抢着抢着红包, 遇到合心意、聊得好的人, 我们会加上好友, 有的还会见个面。通过红包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也希望通过这种互动去结识适合自己的对象。红包给我带来了娱乐, 真的太好了。没事的时候, 感到孤独没人陪的时候, 抢个红包会特别开心。

 

或许多数人都不像他这样把红包当作一种精神寄托, 但作为一个在偏远的长春郊区打工的异乡人, 周围没有太多熟人, 也没有什么娱乐设施, 微信和红包群所扮演的角色的确是举足轻重。

 

与其他形式的群内互动方式相比, 红包互动容易调动所有人的热情, 包括平时在群里的潜水者。语言的表达, 会因为表达能力的差异出现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说话一呼百应, 有些人说话却激不起任何反响。但群里几乎所有红包表达都会得到回应, 红包带来的一致行动“抢”, 也有助于群体归属感的形成。红包作为群内的一种互动仪式,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群体的认同与持续。

 

微信红包对于群体特别是工作性质的群体也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这一点很多受访者都感同身受。

 

深圳一位职业是派出所所长的受访者表示, 工作群中发红包可以提高民警士气, 尤其是假期中有人仍在加班时。而他的另一个感受是, 红包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酒桌文化, 大家忙着抢红包, 劝酒都少了。

 

深圳一位职业是证券公司中层的受访者提到, 在自己工作的单位, 红包被作为一种管理创新的方式,例如上班迟到者发红包, 开会前发红包。

 

深圳一位在读研究生则提到她所在的某个同学群用红包来互相监督学习的新应用模式。

 

青岛一位职业是中小学教师的受访者谈到了另一种今天越来越盛行的红包使用情境:出去参加培训活动, 为了调动气氛, 每次开讲前主办方都在群中发红包, 随后大家就会轮流发。在类似这样的场景中,红包提高了组织方的号召力, 也拉近了来自不同单位的陌生的培训者之间的距离。

 

当然, 红包的刺激并不能替代其他的激励方式, 且人们是否会对这样一种刺激方式渐渐形成“免疫力”也还有待观察。但至少在目前, 红包对于群体成员的唤起与调动作用, 仍是其他方式所不能替代的。

 

(六) 从“情感共同体”到“红包共同体”?

 

尽管红包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人们的互动,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对于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不会用、不愿用微信红包的人, 特别是老年人, 微信红包对他们的影响也许未必都是正面的。当儿女们都在忙于用手机抢红包时, 一些老年人可能被冷落, 微信红包不仅把他们排斥在子女的社交圈外, 也把他们排斥在时代之外。

 

一位兰州籍研究生受访者认为:

 

微信红包也是一种技术鸿沟, 把不会用手机的老人排除在外。人们从情感共同体变成红包共同体, 容易造成长辈和晚辈间的隔阂。

 

他提到的“红包共同体”这样一个词, 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今天的一种新现象。这样的情形最早并不是因微信红包而出现的, 智能手机刚刚普及时, 老年人被沉迷于手机的家人冷落的情形已经出现, 微信虽然帮助一部分老年人进入智能手机时代, 但微信红包给他们设置了新的技术或心理门槛, 即使不绑定银行卡, 很多老年人本能地会认为手机上的金钱往来是不安全的。无法参与微信红包互动, 可能再次使他们与儿女们产生技术与社交上的隔阂。

 

除了老年人之外, 一些不愿意参与红包互动的人, 同样可能面临这样的困扰。

 

微信红包虽然对于多数微信使用者来说, 可能有助于增加社交与互动的机会, 但如果红包的互动盖过了其他互动, 如果红包在人际关系和群体关系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 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三、超越“资本”:微信红包传达的情感

 

尽管红包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 但很多时候, 红包也会超越社会资本的层面, 而成为情感传达的一种媒介或纽带。

 

(一) 红包推动亲密关系形成

 

发红包的行为, 红包的数额, 以及红包的封面文字等, 都有成为情感媒介的可能。

 

恋人、夫妻之间对这种情感媒介的利用是最多的。兰州一位职业是公务员的受访者提到自己与妻子的互动就展现了这样的典型场景:有一次他妻子丢了社保卡, 很沮丧, 他于是给她发了个66元的红包,希望她顺顺利利, 封面上还写上了“宝宝开心点”。过年他给妻子连发5个红包, 凑起来是999.99元,寓意长长久久。

 

兰州一位职业是医药销售的受访者也提到这样一个故事:情人节的时候他在外出差, 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红包, 于是也发了一个200块给妻子表达感情。妻子收到红包很觉意外和惊喜, 因为丈夫很少给自己发红包, 于是特地给他打来电话。

 

研究中, 我们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个案, 一对本来可能成为情侣的男女同学, 因为误会而分道扬镳, 女孩到美国继续求学。但两人同在班级微信群里, 男孩注意到女孩在群里抢红包时收获甚微, 于是向她发了一个一对一红包, 正是这个红包重启了两人的关系, 在此后男生猛烈的红包攻势以及双方的深度交流之下, 两人重归于好。虽然这个“红包为媒”的个案本身不具有代表性, 但是, 它还是说明, 特殊情境下, 微信红包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的催化剂。

 

成年子女给父母发微信红包, 在今天也越来越常见, 但有些父母收到孩子发来的红包却并不会打开。儿女用发红包表达感情, 而父母用拒收红包来表达感情。子女们虽然有时也会抱怨父母, 但他们更理解这其中父母的苦心。

 

在家庭其他成员间的感情传达中, 红包还有其他的功用。

 

兰州一位职业是公务员的受访者谈到的一种情形, 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想对处于青春期的外甥女表达关心, 但没有很好的沟通话题, 找不到合适的交流方式。于是就在群里发红包故意让她抢,希望让她说话。

 

红包在家庭内部的交流中, 也许可以作为交流或话题开启的一种方式, 特别是对存在着代沟或隔膜的家庭成员之间。比起其他方式, 红包可能更容易打破僵局。

 

前文提到, 接近20%的受访者认为微信红包对家人关系影响最大, 或许表明, 微信红包也在成为部分家庭的一种常规交流方式。

 

兰州一位在读本科生通过红包感受到的感情, 则超出了家庭范围, 他说自己从小生活比较缺爱, 内心敏感, 在外上学收到别人的红包会觉得是一种安慰, 一种关爱, 并不在乎多少钱。这样的人也许并不普遍, 但是从红包中感受他人关爱的心理需求应是比较普遍的。

 

(二) 红包启动失联关系复苏

 

人们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中, 不少原来的强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后, 逐渐变成了弱关系。但微信的普及, 也重启了很多几近失联的关系。而在这种重启中, 红包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成都一位职业是办公室科员的受访者的经历虽然不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但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突然在我们4个人的小群里发了红包, 我们4个人就在群里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大学时光聊到现在的生活, 本身这个群我没有保存, 如果不是她的一个红包, 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么好的契机了解彼此的现状, 重拾当时的记忆。

 

长沙一位职业是教辅机构会计的受访者也谈到了类似的经历:

 

结婚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大概十几个, 都给我发了红包, 其他人都不奇怪, 但是有一个高中同学给我发了一个红包让我特别感动。我和他在高中的时候关系特别好, 但是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联系过了,整整6年, 但是他是我在朋友圈晒出结婚证的时候, 他第一个给我发红包, 我记得很清楚, 是52元, 随着红包的也没有几句话。其实金额大小我不感冒, 但是这种事情让我很感动。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还惦记着我让我开心。

 

上面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对于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来说, 红包比一般性对话更能自然地重启联系, 也具有投石问路的试探功能。如果对方愿意交流, 接收红包就是一个信号。而如果对方不愿意联系, 也不会出现文字交流中出现的尴尬。

 

(三) 红包连接社会救助、互助

 

红包作为募捐或社会救助、互助方式也越来越普遍。在访谈中我们也听到了这样几个事例:

 

安徽六安舒城农村的一位村妇代会主任谈到, 当她看到同村一位葡萄种植户的葡萄滞销时, 就在一个本村外地务工人员的群里发动大家想办法, 很多外地务工人员想到, 可以托她给自己在家乡的父母买葡萄吃, 因为父母平时都舍不得自己花钱买。大家用红包给她转去买葡萄的钱。在这个群里, 红包既是一种支付手段, 更是一种感情与信任的传达手段。

 

兰州一位职业是医药销售的受访者也提到自己所在的一个群利用红包为病重老乡募集善款的故事。

 

微信群和朋友圈之所以容易通过红包发起一定规模的社会救助和互助,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微信平台熟人间的相互信任, 以及社会救助的发起者的声誉与影响力;

 

二是红包这样一种参与方式的简便易行;

 

三是群体的感染和群体压力。

 

尽管微信平台的社会救助也有一些风险与问题, 但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救助方式, 在未来必然还会持续。当然, 如何在这样的模式之外建立更为规范、长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仍是包括微信在内的新媒体平台需要进一步探索的。

 

四、个性、面子与自我表达:微信红包投射的自我

 

微信红包虽然是一种互动行为, 但是,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所指出, 社会互动都是一种社会化表演, 人们在这种互动中都会极力进行印象整饬, 塑造有利于自己的个人形象。作为微信中的一种重要社交方式, 微信红包, 或多或少也会成为自我形象塑造的方式, 并且在某个方面投射着自我, 它也作为体现个人“面子”的一种手段, 反映着个体基于社会互动的自我认知。

 

(一) 微信红包传达的个性

 

人们在微信中发红包的行为及方式, 或多或少与他们的个性有关。

 

访谈中, 在关于“你的性格与你发红包行为 (频率、金额等) 有关系吗”的回答中, 超过七成(74/102) 的受访者认为个人的性格与发红包的行为是有关系的。他们多数认为性格内向的人在发红包行为中也相对被动, 主动发得少, 而抢得多, 而性格豪爽的人主动发红包方面更为积极。

 

赤峰一位中学教师则表示, 自己个性比较独立, 发红包时一般不会受别人影响, 都是量力而行。

 

有人也把红包当作一个认识他人的窗口。

 

长沙一位教辅机构会计受访者表示:会通过红包看领导, 领导经常发红包, 发大红包, 会让我觉得这个领导人不错, 这个公司有人情味, 比较愿意待下去。

 

除了个性外, 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地位也会影响到其红包行为。

 

在访谈中, 我们也普遍发现, 公务员身份的受访者对红包的使用更为谨慎。青岛一位职业是乡镇基层公务员的受访者的想法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公务员的身份, 他对网络的金钱交易持有保守的心态, 不是太喜欢在网上有过多金钱交易, 红包太大别人会觉得自己有灰色收入。

 

类似的, 身在快递业的长沙一位快递员受访者也表示, 对来自下级的红包会比较谨慎, 要考虑对方有什么目的。

 

(二) 微信红包中的面子

 

传统红包也是中国人的“面子”的一种体现方式, 特别是在非亲属关系的情境下。

 

研究界对面子的定义角度不尽相同。但从不同角度, 我们都可以看到红包与面子的关联。

 

Stover认为, 面子并非一种个人属性, 而是“个人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 中国人的面子是一种用以维持森严的等级差异以及人际稳定性的社会意识。[5]传统红包的规则与仪式, 也与这样一种等级差异相关。

 

Ting-Toomey认为, 面子指在某种关系情境中, 个体所主张的一种积极的社会自我心像。[5]从这个意义上看, 面子与戈夫曼所说的自我表演有关。而红包正是这样一种传达积极的社会自我心像的手段。

 

国内有研究者进一步将面子分为四个维度, 分别为: (1) 基于能力要素的面子, 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同自身能力以及由能力衍生的一切附属品 (如成就、财富、地位等) 的渴望; (2) 基于人际关系的面子, 主要来源于个体对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广泛的人脉网络以及在群体中发挥积极影响力的渴望; (3) 基于个人品德的面子, 主要来源于个体对他人认可自身品格和道德水准的渴望及其对自我的内在制约; (4) 基于自主需要的面子, 主要来源于个体不受他人控制、保持独立自主的自由意志及渴望。[5]

 

传统的红包包含了这四个维度中的前两个, 红包大小本身体现了个人的能力 (包括经济能力与地位等) , 而红包本身也是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

 

虽然微信红包大小与能力的关系在弱化, 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个人能力这个维度的“面子”, 但它在作为人际关系层面的面子方面, 作用范围更广。

 

(三) 红包推动下的自我表达

 

兰州一位职业是医生的受访者指出, 喜欢发朋友圈和喜欢发红包之间有某种关联, 都是想吸引眼球。

 

在注意力变得更为稀缺的今天, 红包对于吸引他人注意力的确有一定作用。在微信群这样的多对多互动中, 以红包昭示自己的存在感, 也是很多人发红包的动因。当然, 以红包唤起他人的注意, 进一步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人们对自己有更深层的认识。

 

邢台职业为公务员的受访者是一位内心文艺的女孩, 但在成家之后, 她感觉自己逐渐在日常生活消磨中失去了自我, 别人也没有发现真正的她。偶然地, 她利用红包这个手段来刺激人们关注她在朋友圈发的内容, 后来她发现, 这的确可以促进别人对自己的了解, 还发现了与她志趣相投的人, 她因此也提升了自我认同。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像她一样将红包用在这样的情境下, 但是, 对某些需要获得关注的人来说, 红包有可能使别人聚焦于他们身上, 从而获得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当然, 在这种情境下, 红包是途径, 而不是目的。红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但是人们最终的表达方式, 会超越红包。

 

总体来说, 微信红包为个体在新媒体环境中的自我呈现及自我表达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

 

五、总结

 

从社交角度看, 微信即社会, 红包即关系。微信红包虽然扩大了传统红包的使用场景, 但它作为社会关系中“人情”往来的社会资本属性、作为“面子”的个人表达功能, 以及情感传达功能, 相比传统红包, 并没有实质变化。但是在微信这个场域中, 红包互动更为广泛, 微信红包编织的关系网可能大大超出传统红包涉及的关系网, 因此, 微信红包对于社会资本积累的作用更为明显。微信红包仍然受到现实中的关系模式的影响, 一对一的红包发放仍然与现实社会的差序格局相关, 群内红包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实秩序的制约。